近日，上海市政府提请上海市人大审议《关于促进改革创新的决定（草案）》（下称“决定”），其中将明确责任豁免，来解决改革创新不成功怎么办的问题。

　　本报记者了解到，《决定》称将依法保障改革创新、宽容失败。对依照决定规定程序决策、实施改革创新，而未能实现预期目标，且未牟取私利的，在政府政绩考核中对有关部门和个人不做********，不予追究行政责任及其它法律责任。

　　4月8日，上海市政府法制办主任刘华在向人大常委会进行《决定》解读时称，该条款是上述法规性文件中的关键条款，“较之其他省市的同类法规，不作********体现了最大程度的宽容”。

　　刘华在解读中坦言，目前上海改革创新实践中存在政府部门、事业单位改革创新动力不足，满足现状、害怕风险、利益羁绊、观念陈旧等突出的问题。

　　这对一向以务实、相对保守著称的上海市政府官员来说，这一法规性文件如获通过，将成为激励其进行自上而下改革的催化剂。

　　“此前政府政绩考核中的确有束缚创新的部分，”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管理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罗守贵在4月9日接受本报采访时说，“在有顾虑的情况下，的确不容易有所创新。”

　　“而上海选择在这个时机发布针对改革的宽松政策，也是一个很明智的选择。”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对本报记者说，“上海是最具创新条件的城市，无论从产业链还是体制机制，都亟待创新。”

　　此前1月份，上海市市委书记韩正曾在《求是》杂志上发表文章，称“上海已经到了没有改革创新就不能前进的阶段”。

　　上海市市长杨雄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，目前上海正从一个重化工的发展时代，转型为一个服务业发展的时代，“所需要的管理措施，就是更新的”。

　　除了允许试错，《决定》还将明示改革创新的法治路径，解决改革创新遇到制度障碍怎么办的问题，原则是“法无禁止即自由”，而非“法无授权即禁止”。

　　《决定》中还称，只要法律法规规章、国家政策不禁止不限制，就鼓励大胆改革创新。刘华在解读会上说，在实践中改革创新往往会遇到法律、法规、规章、政策等制度层面的限制，很少有人愿意冒着风险进行改革创新，“多数情况研究研究就作罢了，对内容滞后、规定不合理的法律法规规章以及文件，不知道如何突破”。

　　而针对存在法律障碍的改革创新，上述文件中明确申请国家授权试点、发挥浦东综改的政策平台作用，本市提供法治保障、授权试点等三条法治路径。

　　“但这个法规性文件只是一个框架，”罗守贵说，“要处理好决策科学和放松环境的矛盾，需要有更为系统的细则推出保证改革创新的科学和民主性。”

　　“在不违反法规的情况下向社会和市场放权，同时进行流程简化，是政府治理创新的方向，”汪玉凯说，“而政府治理的创新将带动社会创新，最终带动经济层面的创新。”